趙家緯（TSH 科學家）
當前氣候衝擊與關鍵風險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於2022年2月28日發表的第六次評估報告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AR6) 第二工作組報告 (WGII)，指出約有33到36億的人，生活在十分易受氣候變遷影響的環境，約有一半的人口，至少在一年中有部分時間，經歷嚴重水資源缺乏。
於此報告中，IPCC歸納相關研究，鑑別出127個已發現的關鍵風險，並從中進一步歸納成八項代表性關鍵風險包括「低窪海岸系統」、「陸域及海洋生態系」、「核心基礎設施、網絡及服務」、「生活水準」、「人類健康」、「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與「和平及人口流動」等。
圖1. 八項代表性關鍵風險 (譯自 技術摘要圖TS.AII. 1 )
前述八項代表性關鍵風險，分別代表不同系統與部門，而為了綜整全球層級的影響，IPCC進一步提出五大「關切理由 (Reasons for Concern )」，包括「特定與受威脅之系統」、「極端氣候事件」、「衝擊分佈」、「全球總體影響」與「大規模單一事件」等。在1.2°C及4.5°C情境之間的全球暖化程度中，在2013年出版的第五次評估報告 (AR5) 中僅有兩個關切理由出現非常高風險，而AR6則是所有五個關切理由都出現了「非常高度」的風險。其中「特定及受威脅系統面臨的風險」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相關風險」兩個關切理由，從高度風險轉變成非常高度風險，乃是與近期暖化有關。如果暴露度及脆弱度為高且調適性為低，部分造成關切理由的關鍵風險，預計將在1.5~2°C的全球升溫情境下，造成廣泛、普遍及潛在不可逆的衝擊。與更高暖化情境相比，將全球升溫限制在接近1.5°C的近期行動，將可大大減少氣候變遷相關的人類系統與生態系統的預期損失與損害，但仍無法全數消除。
未來生態系統的氣候變遷脆弱度，將受包括「整體的非永續消費與生產」、「不斷增加的人口壓力」，以及「土地、海洋與水資源的持續非永續利用與管理」等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烈影響。預期氣候變遷及非氣候驅動因子相結合，將導致世界上大部分的森林、珊瑚礁及沿海低窪濕地的流失及退化。儘管農業發展有助於糧食安全，但非永續的農業擴張 (部分是由不均衡的飲食所致) 加劇了生態系統與人類的脆弱度，並造成土地及/或水資源的競爭。
複雜、複合與連鎖風險
更重要的是，前述討論的關鍵氣候風險，其之間亦會產生「複合性」的影響。如越來越多的高溫及乾旱事件，導致作物減產與樹木死亡。全球升溫超過1.5°C，會導致更多不同極端氣候事件的同時發生，並增加主要糧食產區中，玉米作物同時損失的風險。海平面上升，連同風暴湧浪及強降雨，將增加複合型洪災風險，高溫與乾旱造成突然糧食生產損失，將進一步加劇健康與糧食生產的風險，也因高溫導致的勞動生產力損失而惡化。這些相互作用的影響，將推升食品價格、降低家戶所得，並導致缺乏調適或低調適程度族群的營養不良及氣候相關死亡率的健康風險。
圖2. 代表性關鍵風險的複合性風險 (譯自 技術摘要圖TS.AII. 3 )
極端天氣與氣候，正經由供應鏈、市場及自然資源流動，造成跨國界的經濟與社會衝擊，預期水資源、能源及食品產業的跨界風險將增加。依賴特定商品及關鍵基礎設施的供應鏈，可能因天氣與氣候極端事件而中斷。氣候變遷改變海洋魚群分佈，增加漁獲業者間之跨界衝突風險，且隨著魚群自低緯度地區向高緯度地區轉移，為糧食供應服務的公平分配帶來負面衝擊。
慎防不當調適與克服調適限制
調適乃指在人類系統中，面對實際或預期氣候及其效應，加以調整，以減輕危害或掌握有利機會。在自然系統中，則指其因實際氣候及其影響進而調整的過程；人為干預可以促進對預期氣候及其影響的調整。調適選項乃指可落實且可發揮調適功用的策略與措施，可分為「技術與基礎設施」、「生態為基礎」、「制度性」、「社會文化型」。而由於大眾與決策者對於氣候衝擊與風險的意識持續成長，至少170個國家及許多城市，在其氣候政策與規劃過程納入調適。
表1. 調適選項與其轉型潛能
雖然已見諸多調適措施的施行，但此報告指出雖然各國調適行動已大幅增加，但許多部門與地區「不當調適」(maladaptation)的證據越來越多。此報告將「不當調適」定義為可能導致氣候相關的不利結果之風險增加的行動，包括增加溫室氣體排放、增加或轉移對氣候變遷的脆弱度、加劇氣候衝擊的不公平或減少社會福祉。大多數情況下，不當調適是意料之外的後果。如有些不當調適行動，既降低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亦限制了生態系服務。這些生態系統不當調適的例子包括：在自然適應火災的生態系統中去抑制火災，或對洪災的硬性防護。這些行動減少自然程序的空間，對其退化、替代或破碎的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不當調適，從而降低其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及生態系服務為調適提供的能力。
調適限制可分為軟性限制與硬性限制，前者乃指若克服財務、治理、制度與政策上的限制因子後，仍可落實額外的調適措施，後者則指已無法再增添新的調適措施。目前許多自然系統已接近其自然調適能力的硬性限制，且隨著全球升溫加劇，其他系統也將達到極限。已達到或超過硬性調適限制的生態系統，包括部分暖水域珊瑚礁、部分沿海濕地、部分熱帶雨林以及部分極地與山地生態系統。面對高於1.5°C的全球升溫情境，一些生態系統為基礎的調適措施，因已達到硬性調適限制，而無法發揮其調適功能。
從全球而言，財務不足為當前重要軟性限制因素，雖然全球氣候投資已大幅增加，但仍多數用於減緩，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調適投資極為不足。因此如何確保調適資金的充沛，為克服現行軟性限制的關鍵議題。
轉型調適
持續並擴大當前的調適努力可降低某些氣候風險，但就算排放減量幅度足以達到巴黎協定目標，仍須採取轉型調適。漸進式調適乃指維持在給定尺度下維持當前系統與程序的本質與完整性，其為現行降低因極端事件衍生的損失或強化因自然變異所帶來的效應的行動與行為之延伸，通常是因應短期災害所採取的應變措施。轉型調適乃是改變社會生態系統的基本屬性以因應氣候變遷與其衝擊。如建立堤防避免沿海社區受洪水侵擾，屬於漸進式調適，但改變土地利用規範，推動國土規劃或計畫性的遷移專案，則屬於轉型調適。但兩者間並未具有明確界限，如在房貸跟保險中納入氣候風險考量，雖屬於漸進式調適作為，但長期而言能發揮促成轉型調適的功效。
轉型調適的重要性乃為其一方面可避免不可承受的風險，另一方面亦有助於達到SDGs中設定的發展目標。但對於轉型調適的需求程度，將因減緩努力程度而異。在符合巴黎協定的低排放路徑時，亦已代表能源、城市、土地利用與工業系統已有顯著與快速的改變。即使在增溫幅度較低時，也需要轉型調適避免不可承受的風險。但在增溫幅度較高時，更需要大規模的轉型調適以降低不可承受的風險。
IPCC於此報告中，亦就主要的調適選項，分析其「轉型潛能」。其指出諸如保險、早期預警措施等較屬於漸進式調適，而空間規劃、飲食改變及減少剩食、合作式治理等，則具有最高的「轉型潛能」，可發揮轉型調適功效。
圖3. 轉型調適決策樹 (譯自 全文報告圖1.9)
氣候韌性發展
氣候變遷與人類發展緊密關聯，一方面氣候風險阻礙永續發展目標的落實，另一方面不當的調適措施，亦會加劇氣候衝擊的不公平或減少社會福祉，背離永續發展之目的，因此需要結合氣候行動與永續發展的推動。而IPCC於此次報告中提出「氣候韌性發展 (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將其定義為有意識地採取減緩和調適措施以確保地球上的安全氣候、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求、消除貧困並實現公平、公正和永續發展的發展。報告中強調氣候韌性發展有助於建立氣候行動的量能，包括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並在增溫將超過1.5度之時，促使可增進社會、經濟與生態韌性的調適選項有效落實。
目前全球的發展路徑，諸如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併同氣候變遷衝擊，導致其悖離永續發展。而IPCC於本次報告中提出的「能源」、「土地與生態系統」、「城市與基礎設施」、「工業」及「社會」等五大系統轉型建議，則可有助於推動氣候韌性發展。但其需在具有包容性治理、與氣候變遷韌性發展一致的投資、獲取適當技術及迅速擴大規模的資金，還有各級政府、私部門和民間社會的氣候行動能力建構，方能實現。
且過往經驗顯示，氣候變遷韌性的發展進程是適時、前瞻性、整合性、具彈性和行動導向，設立共同目標和社會學習為氣候變遷韌性發展建立調適量能。當同時實施調適和減緩，並權衡取捨時，可以實現對人類福祉以及生態系統和地球健康的多重效益和綜效。透過涉及當地知識和原住民知識的共融性程序，以及跨風險和跨機構進行協調的過程，均有助於推動氣候韌性發展。
未來十年的社會選擇和行動，將決定中長期路徑將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更高度或更低度的氣候韌性發展。重要的是，如果當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迅速下降，特別是如果近期全球升溫超過1.5°C，氣候韌性發展前景將越來越有限。能確保所有人享有宜居和永續未來的機會之窗正在迅速關閉，若齊心協力與具前瞻性的全球調適和減緩行動若再有任何延遲，將讓人類錯過此機會。
圖4.氣候韌性發展 (譯自 技術摘要圖TS.14 )
借鏡IPCC，深化臺灣氣候調適政策
本次報告公布之際，臺灣亦著手研擬新一期的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而已經提送立法院審議的氣候變遷因應法/行動法草案中，也增加許多調適相關條文，以克服臺灣氣候調適上的軟性限制。而從此報告中，歸納出四點優先建議：
審視當前不當調適與調適落差 — 過往臺灣已推動十年國家層級的調適行動計畫與方案，但各級主管機關管考時，均側重於亮點措施，而未審視各項目是否可達到調適目的，更遑論調適行動計畫與方案的具體落實推動。因此於研擬新一期調適行動方案之時，應檢視過往此調適行動方案之「不當調適」與「調適落差」進行評估。
強化轉型調適 — IPCC強調轉型調適可避免不可忍受的風險，並就各個調適選項的轉型潛能提出效益評估，因此於新一期的氣候調適行動方案中，應就臺灣的關鍵氣候風險，盤點具高轉型潛能的調適選項，並規劃具體可操作之調適路徑，及建立足以支撐調適行動實踐所需之資源與政策工具，並兼顧公正轉型。
應以氣候韌性發展為整體調適政策基礎 — 政府於淨零排放路徑與策略中提出「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與「社會轉型」等四大策略，雖其屬於減緩面，但亦彰顯系統轉型於臺灣氣候政策之重要性。故可立基於此基礎，於規劃新一期調適方案時，以氣候韌性發展為設計原則，檢視其可為永續發展目標與減緩面創造之綜效。
治理結構改革方能促進氣候韌性發展 – AR6中強調共融性 (inclusive) 治理有助於產生更有效且持久的調適成果，且唯有跨尺度、跨部門、跨政策領域及跨時間尺度的正式及非正式制度與實務的支持時，方能有效開展氣候韌性發展治理體制。而此報告發表之際，正逢臺灣正在著手進行《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修法，欲藉由翻修治理結構與訂定調適專章，有效因應氣候風險。故可參考AR6提出的組織是否可具有靈活性且能採取持久並即時的行動，以及可否提充足人力及技術資源、資訊、能力與資金等原則，檢視修法中對於氣候治理結構的規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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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台灣科技媒體中心，2022，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 第二冊「衝擊、調適與脆弱度」決策者摘要中文翻譯。http://www.delta-foundation.org.tw/blogdetail/3237